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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中国·西周王朝》 作者:李硕
西周兴亡
周族的崛起
周族是活动在中国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它兴起于“陶唐、虞夏之际”,发迹于今山西东南或陕西泾渭流域之间,始祖为弃,在舜时被封为后稷一职,主管农事,其后人世袭后稷之职。夏商鼎革时,周族被迫西迁,与西部的戎狄杂处混居。公刘时期,周族得到较大发展,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古公亶父时,周族在亶父的带领下迁徙到今陕西岐山之下的周原,在那里修建宗庙、城邑,驱逐侵扰的夷狄,由此开创了霸业。此后,周人仅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代人的努力,便推翻商朝,建立了“赫赫宗周”。相较于夏、商而言,周是后起的僻远小国,故史书有“大国商”“小邦周”之称。然而正是这个蕞尔小国却代商而起,开创了八百年基业,奠定了华夏文化的主体,成就了后人传颂的惊世伟业。
● 后稷播百谷
相传周的始祖为弃,是轩辕氏黄帝的后裔。其母为有邰氏女,名姜
这种关于远古氏族部落先祖诞生的神话传说自然不足凭信,但是从姜
弃生长的母家有邰氏,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由于受到有邰氏农业生活的影响,弃从小就喜欢玩种麻植豆的游戏,长大后便成为耕种庄稼的能手。他不仅掌握了除草、选种等先进的耕作技术,还会根据不同的土质选种适宜的庄稼。在弃的带领之下,有邰氏很快成为著名的农耕部落,他自己曾被尧举荐为“农司”,后来又被舜任命为后稷,专门主管农事。其后代也世享恩泽,累居后稷之官。由于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他勤于农事而死的精神,被后人尊奉为农神。
● 公刘与亶父
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周族的世系,从后稷到武王克商的先公时期,共有15位先公,他们是:后稷—不
公刘时期,周族逐渐强大起来,并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迁徙——周人从邰迁到了豳。为什么会有这次重大的迁徙?历来史学界有不同说法,一说以《史记·周本纪》为主,认为周人为了发展农业而主动迁徙;一说以《诗经》毛传为主,认为周人为了躲避戎狄的迫害而被迫迁徙。
关于公刘时期的这次重大迁徙,《诗经·公刘》有详细记载:伟大的公刘率领众人穿过泾水,来到了豳地(在今陕西邠县西北)。他上山下原,勘察地形,选择高地用来建筑城池、居邑。他来到这里后大力发展农业,亲自勘察水源,将低平肥沃的地方划为田地;又架设浮桥,把河对面的石料运过来制造工具。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繁衍,加上周边人民的陆续归附,连皇涧和过涧的两边都布满了聚居的村落。人们逐渐安定下来,建立起强大的军队,驱逐侵犯的敌人;兴造巍峨的庙宇,祭祀伟大的祖先。
公刘时期是周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史记·周本纪》称“周道之兴自此始”。因为公刘不仅有计划地选定和营建了新的国都,创建了国家机器,而且周部落在公刘的带领下,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生产,其社会形态也由氏族部落进入了国家阶段。所以,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先祖,是著名的先公之一。
在关中平原西部,有一片肥美的黄土高原,它东依漆水,西傍汧河,北枕岍山,南临渭水,东西长约70千米,南北宽约20千米。这一块高原就是著名的周原,周人曾赞美道“周原
古公亶父被周人尊称为“大王”,而周族先公也是自亶父时才开始称王。古公亶父之所以赢得后人的如此尊重,主要源于他的两项功绩:一是带领周族从豳地迁到了岐山之下的沃野周原,二是开创了剪商的霸业。
对于亶父迁岐的经过,《诗经·大雅·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指明了亶父率众迁徙的方向、路线以及目的地。这里的“水”指的是渭水,大概当时古公亶父率领族众沿着渭河西行,从今天的晋西南迁到了岐山的南面。这次的西迁之举源于周边戎狄的威胁,因为周人所居的豳地,处于戎狄(即后来汉代时所称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部落的包围之中,他们经常对周人进行掠夺。孟子在《梁惠王下》中记载:古公亶父即位之后,狄人大举进攻。亶父向狄人进献皮币珠玉、牛马牲畜,仍然无济于事。所以亶父便决定率领族人离开豳地,沿着渭水向西而行。不久,亶父率领周人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在用龟甲占卜之后,选中周原作为他们新的居所,然后大兴土木,建立了用于居住的室家、办理政事的宫殿,还有恢弘的宗庙和社坛。另外,亶父在恢复后稷之业、消除戎狄习俗之时,还建立了分别掌管庶务的“五官有司”和强大的武装,逐渐解除了周围混居的少数民族的威胁,并从此奠定了周人迅速崛起的基础。自从亶父迁岐、营治周原之后,仅经过季历和文王两代人的努力,就使原来的“小邦周”变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强大国家。到武王时,则旌旗一挥,天下诸侯响应,一举灭商。所以亶父在周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尊为“大王”,其位在“烈祖”之首,史书也称自大王时“实始剪商”。
● 季历与文王
古公亶父在岐山下建国,开创了剪商霸业。他有3个儿子,分别为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即《史记》所称“虞仲”)及幼子季历。相传大王看到季历的儿子昌有“圣德”的兆象,遂决定把王位传给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而逃亡到“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建立了后来的吴国。后世史学家认为,太伯、仲雍与季历之间的权位谦让之事可能发生过,但肯定与季历的儿子即后来的文王昌的“圣德”无关,而且太伯、仲雍远避荆蛮之地也不单纯只是退让避嫌之举。事实上,在亶父率族众西迁之时,就对周族的力量进行了部署:一是让太伯继续留守豳地以抵抗戎狄,保持周族原有的影响,后来,出于形势变化和战略考虑,太伯率部分族人从豳地南下,来到今江苏苏州一带建立吴国;二是让次子仲雍西迁之后在岐山西北面的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建立了矢国;三是让幼子季历和亶父一起营建周原,作为周人的大本营。
为什么在亶父迁岐之时要作兵分三路的部署呢?《诗经·鲁颂·
大王死后,三子季历称王,也称王季。古公亶父时期,基本解决了周边夷狄的威胁,而季历在太伯的帮助之下,四处开疆拓土。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季历先后为商王朝征讨了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和始乎之戎。
鬼方是殷周之际居于中国西北方的一个方国部落,他们经常骚扰中原,对商王朝边疆形成威胁。商王武乙统治时期,季历奉商王命令讨伐鬼方,力战3年,俘虏了鬼方二十多个部落首领。继征服鬼方之后,季历又于商王文丁时期进一步征讨山西地区的燕京之戎。燕京之戎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今山西静乐周围、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邬县以北,方圆两百多里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燕京之戎比较强大,季历曾被打得大败而归。由于征伐燕京之戎受挫,季历转而征伐山西地区的余无之戎,并大获全胜。在这之后,季历又分别征伐位于滹沱河流域的始乎之戎和翳徒之戎,都取得了不俗战绩。
在季历即位的初期,由于商王朝必须联合周人对付进犯中原的戎狄,所以商王对周人很倚重。在季历对鬼方用兵取得初步胜利时,商王武乙曾赐给他土地、玉器以及马匹,以示奖励,后来,商王文丁为了嘉奖季历攻克余无之戎的功劳又命他为诸侯的方伯首领。但是,因伐戎而强大起来的周族也就逐渐成为商王的心头之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季历因其势力的不断扩大招致商王的猜忌,最终被文丁杀死了。
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之后,其长子昌继位。昌就是被后人尊奉的周文王。文王继位时已届中年,他当时接管的领土范围不过百里,还远不是商王朝的对手。鉴于父亲季历的悲惨结局,文王一方面小心谨慎地侍奉宗主国——商王朝,以减少商王的顾忌和猜疑;另一方面则暗中壮大实力,积极谋划剪商大业。
文王在位的时间很长,据说有50年之久。他内修政事,建立了一套卿士制度,健全了政权机构,并积极选贤任能,广罗人才,如后世熟知的军师姜子牙、弃商纣而事周的大臣辛甲以及众多方国首领如散宜生、鬻子、闳夭、太颠等都被文王所用。此外,文王还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地发展农业生产,关怀小民、照顾鳏寡孤独,使万民咸和。在文王的贤明统治下,周的国势蒸蒸日上,在方国部落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相传虞、芮两国争讼,久不能决,便入周请求文王调解。当他们进入周国境内以后,只见“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惭愧而去。虞、芮争讼的故事传开之后,周文王声名鹊起,据称“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有余”,河东小国纷纷归附到周王旗下。
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一直殷勤、恭顺地事奉商王,终于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册封文王为“西伯”,让他负责征讨叛国事宜。周文王则正好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用兵西方,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文王先后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进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夷,而密须则是居于今甘肃灵台周围的姞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征伐这两地。为了达到东进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程,即《逸周书》所说的“周王宅程”,以图向东发展。
文王宅程之后,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黎、邗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黎又称耆,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黎,《尚书·西伯勘黎》记载了此事。邗国在黎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应在今天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黎、邗两国距离商都朝歌已非常接近,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俯瞰商朝王畿的平原,直扣商朝的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周人在攻克黎、邗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崇位于今河南西部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虎侯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虎侯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文王就曾由于此人告密被商纣王囚禁,最后在周大臣闳夭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周。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楔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膏腴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丰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的大军将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及其相匹配的城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
文王于迁都丰邑后不久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剪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作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而商王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可以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武王在即位不久,就一举灭掉了商王朝。
西周的统治
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亶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武王以牧野一战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即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7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以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 武王灭商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末叶的殷周鼎革是先秦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损,周是以兴”。即商周交替的原因在于商纣王的暴虐和文王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商纣之季的商王朝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北面是雄踞山西高地的周人,南面也成了周人的疆土,东边则是刚刚平定的东夷;而商王朝中因奸臣当道,贤人尽去,其统治岌岌可危。故武王灭商是水到渠成,商周交替也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传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即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毁善谀的佞臣。对于当时殷商末年的形势,纣王之兄箕子曾断言:纣王任用小人必将殷商社稷推向无涯的深渊。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还是很悬殊的,所以即位之后的武王并没有直接进兵而是继续文王的政策。据说武王即位之后连年号都未改,仍沿用文王受命后的年号。可见武王继志之后是继行文王之道,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丰、镐在后来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之后与之相对称为宗周。
盟津也作孟津,位于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津西南十多里处,因附近曾有一个城邑叫“盟”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于是微子启和太师、少师等人纷纷向周逃亡。这时,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武王十一年(前1046年)元月,即观兵盟津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庸、蜀、羌
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记述。《逸周书·克殷解》记述牧野之战的经过是:周师率350乘戎车布阵在牧野,商纣王也率军队前来抵抗。武王先让太师吕尚即姜子牙和百夫长与商朝军队单车挑战,然后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使商军大溃而逃。商纣王在败兵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鹿台自焚而死。《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的记载为:牧野之战在一天之内结束,次日,周武王一举攻下了商朝的都城,建立了新的王朝。
对于两军对垒力量的记述,后世史书则多有不实,且互为抵牾。《史记·周本纪》记载周除了自己的3000虎贲,还有四方八国的战车4000乘,而商纣王则发兵70万以抵拒,这与《韩非子》和《战国策》说纣王“将率天下甲兵百万”的说法都属夸张之辞。事实上,商在牧野的军队数量虽远不到百万,但数量上确实是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般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徒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一日内便结束,以武王大获全胜而告终。
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二:一是商纣王的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上倒戈相向;二是商纣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的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紧张,同时与东夷的连年征战使其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再加上商纣王对逃亡罪人和奴隶的庇护,加剧了他与周边方国的矛盾,并成为周人联合诸侯伐纣的利器。相对而言,周师能够以少胜多,则在于周武王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以及西方诸侯的合作,当然还有武王选定的克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师的昂扬斗志。
牧野之战后,周师直接进入京畿,在这里遭到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尚书·周书·武成》篇曾记载,双方在京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至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商纣王自焚而死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次日,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革殷授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的灭亡。
武王受大命之后,实行了几件大事。一是安抚殷商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和比干,并为比干修葺了坟墓;将商王囤积在鹿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嬗递。三是在军中举行祀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剪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
武王克商之后,在商都朝歌只停留了7日,便班师回周,然后“燎于宗庙”,祭祀祖先。据《尚书·周书·武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月余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盂鼎铭》所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几代人奋斗不息的结果。
● 周公摄政
武王在灭商4年后病逝,其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自然不能料理政事。此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未臣服的方国部落是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的最大威胁,灭商后的武王也曾为此夜不能寐。在如此形势之下,只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能接替武王肩此重担,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
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召公奭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是武王诸弟中最通情达理、堪委于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只有周公旦可托大任,曾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当时周公惶恐,泪流满面,拱手辞让。在武王病笃期间,周公设坛祷告,愿意用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然而,周公的祷告并没能挽救武王的生命。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的未竟事业,周公毅然摄政称王。
周公的摄政称王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连召公奭也怀疑周公旦,认为他想乘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则由怀疑发展至不满,终于引起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武王克商后,让管叔、蔡叔留在殷都朝歌,监视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殷商的遗民,所以管叔、蔡叔以及武庚统称为“三监”。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称王的理应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唆使蔡叔,勾结武庚公然叛乱。
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决断。他首先争取政权核心的支持,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他反复向召公奭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向王室百官及方国友邦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他坚定地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即宣称东征平叛是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周公在“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之后,亲率大军东征。
东征战事历时3年,《尚书大传》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的东征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豳风·破斧》所载,这次的征伐把斧、戕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的惨烈程度。
历时3年的东征,以周的胜利而告终,它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这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武王克商之时,只经过牧野一役便推翻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占领的只不过是京畿及其南边的方国,除了原有的西土之地,周可控制的范围十分有限。而商朝灭亡后,原来京畿的殷商贵族仍保持着较大的势力,所以当三监和东夷叛乱时,周一度陷入了“大艰”的局面。因此西周在东征胜利之后,经过周公的二次克殷,才大大加强了对殷遗贵族的控制力度,同时还将东夷纳入周朝的直辖领地,真正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
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关于营建东都的计划,早在武王时期就已经形成。武王在克商之后的归途中,曾在伊洛地区停留,对这里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此地比关中开阔,更适于建立都城。洛邑的地理位置确实适宜建立都城,在此建都可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顽势力,并控制东边的新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东都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召公奭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对于殷商遗民的处理,武王克商之后采用的是安抚政策,但是这种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安定殷遗民,却不是长久之计,武王去世不久发生的三监叛乱即证实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平定叛乱之后,周公把殷遗民迁到洛邑,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谓是一举两得。
洛邑由两部分组成,在瀍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则为安置殷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新大邑”或“成周”。因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故又称为“东都”,与之相应,西都镐京称为“宗周”,即为天下宗族宗庙的所在。《汉书·地理志》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者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统治全国的枢纽。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便还政于成王。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与成王也往来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驻扎有八师,作为周朝戡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贡赋和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
周公还政成王后,仍兢兢业业地辅佐成王,最后病逝于丰邑。周公临死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屏周,到制礼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承文武之续,后启成康之治。
● 成康之治
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王朝。成王和其子康王时期,周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地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亲耕籍田,为世典范。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之所以亡国,殷人的酗酒是一个重要原因,故戒酒抑奢,告诫诸侯勿骄奢。《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就是说晋侯因宫室修筑得过于华美而遭到康王的责备。
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了不少胜利,《大保簋铭》记载成王伐录,获胜后封其为子爵;《小盂鼎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鬼方首领3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万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岐阳之狩”,康王有“酆宫之朝”。另外还大封诸侯,以藩屏周。故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至“刑措四十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
西周的衰亡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似乎都遵循着兴、盛、中、衰的发展轨迹,西周也不例外。自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犬戎灭周,西周共历280余年,传11世12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四世,是西周的兴盛时期,国力蒸蒸日上,各项典章制度日趋完备,使西周成为闻名于世的泱泱大国。昭王以至夷王,为西周的中衰时期,这一时期西周对周边的战事仍然不断,继续扩大周的势力和影响。但不断的战事也不断消耗着国力,尤其昭、穆二世的出游远征,加剧了社会的消耗,各种矛盾、隐患已经潜伏在冰河之下。厉王以至幽王为西周的晚期,王道缺失,王室衰微,荒服不朝,而厉王的暴政引发了国人暴动,使西周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其间尚有宣王的中兴,但终难扼颓败之势,至幽王时则因宠褒姒、烽火戏诸侯而亡国。
● 周召共和
成康之世,国民享太平之世四十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淹死。昭王之后为穆王,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在位41年(一说为55年),有记载其西游昆仑而见西王母故事的《穆天子传》传世。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懿王,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之后复传位于懿王之子夷王。
《史记·周本纪》载,西周王朝至昭王之时始显颓衰之势。昭王、穆王之时还是王道“微缺”和“衰微”,到懿王之时则是“王道遂衰”,以至北边的戎狄(即匈奴)侵入中原,进入到京畿镐京附近。到了夷王之时,周朝更加衰弱,以至“荒服不朝”。随着西周王室权力的日衰,作为统治基石的奴隶制度也盛极而衰,走向历史的尽头。
夷王去世之后由其子胡即位,是为厉王。厉王好利,故执政之后任命同样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即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利统统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樵采渔猎。“专利”是西周后期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奴隶制公田所有制的瓦解而出现的一种私有制现象。到了厉王时期,“私有”的观念越演越烈,不仅“匹夫”、贵族专利,连天子也专利起来。“专利”虽然是西周后期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但是天子专利却非同寻常,它一方面因不符合周的王道政治而失去了贵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则使本已不堪赋税之重的广大民众又断绝了渔猎薪樵之源,遂导致“财力殚竭,手足靡措”“民不堪命”的局面。厉王的“专利”触动了各阶层的利益,尤其对国人的利益侵害最大。
国人即国都的平民,他们居住在王畿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如国家有难、废立君主、迁都等重要事宜,决策者都要在征询他们的意见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赋敛的有增无减,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沉重的赋役使得老百姓无暇顾及生产,无力供养父母和妻儿。而厉王的贪婪好利更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因此他们对厉王的不满也更加强烈。
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厉王从卫国请来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厉王的恐怖政策使得国人惶恐,不敢言论,路上相遇只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不再谤王,厉王很满意,为自己弭谤有方洋洋自得。有识之士召公曾向厉王谏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
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厉王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向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则躲在召公家中。国人将召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召公交出太子静,召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静,才使得太子幸免一死。
国人暴动是一次以国人为主的、由广泛社会阶层参与的一场驱逐暴政的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彘后一直不敢回都城,于是人们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史称“共和行政”。
● 宣王中兴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卫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以史为鉴,在执政期间,锐意革新,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即位后施政的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毛公鼎铭》说他谆谆告诫官员:“不要侵害百姓的利益,并且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宣王还任用召公和周公为相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宣王继承文、武、成、康等先王的遗风,取得了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恢复。
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除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猃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了较大胜利。《诗经·小雅·六月》称“薄发猃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今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猃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北伐猃允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子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首领,保卫周室的南疆。宣王的南征恢复了周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领7000援兵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
但是,连年的征伐也消耗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宣王后期,战事连连失利,故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的井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现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籍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宣王自己带头破坏宗法制的威严,在鲁国废长立少,引发了鲁国内乱后,“诸侯多畔(叛)王命”。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后便成了过眼云烟。
● 犬戎灭周
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年),宣王去世,其子幽王即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即位之后,并没能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二年(前780年),周朝王畿周围的渭、泾、雒三川地区发生强烈的地震,出现三川断流、岐山崩陷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剧了社会的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前的景象相似,故被视作西周灭亡的征兆。
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任用奸邪小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形成比天灾更为严重的人祸。幽王时任用的人多是谄佞暗昧之徒,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黯淡。而在后宫及王位继承问题上,幽王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灭亡。
幽王有一个宠妃叫褒姒,“褒”为国名,“褒姒”即为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传说“褒姒”是龙涎所生的妖女:夏朝末年,有两条龙忽然停在夏朝王宫的大殿之上,自称是褒国的两位先祖。夏王叫人占卜,结果显示无论是把这两条神龙杀掉或赶走都不吉利,只有将视为龙的精气的龙涎封藏起来才为吉,所以夏王在神龙走后将它们留下的龙涎用匣子封存起来。就这样,这个装着龙涎的匣子一直传到了西周王朝,历经三代都没有人敢开启。直到周厉王末年,厉王因好奇将它拿出来观看。不巧龙涎从匣子里流淌出来,怎么也除不掉。于是厉王叫宫女们赤裸着,大声叫嚷,想把龙的精气吓走。龙涎于是化作一条大蜥蜴潜入后宫。它在后宫碰到一个7岁的小宫女,而这个宫女在及笄之后便生下了一个女婴。由于无父而生,宫女遂将她抛弃。宣王时,民间流传一句童谣说:“桑木做的弓、箕木做的箭袋,是导致周亡国的元凶。”宣王听到歌谣后,恰好发现在都城有一对夫妇正在卖这些东西,于是叫人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以除后患。这对夫妇仓皇逃命,而他们在逃亡的路上恰好碰到被宫女丢弃的女婴,于是将她抱走养大。这个女婴长大后出落成惊艳四方的绝色美女。当时,褒国国君获罪于幽王,于是褒人将她献给周王以赎罪。幽王在后宫见到褒姒,遂将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不久,褒姒生下了王子伯服。
据说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便下了悬赏令,谁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一个叫虢石父的人给幽王出了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兵士便依次燃起烽火报警,附近诸侯见到信号就会发兵救援。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才知被愚弄了,只好愤然离去。看到诸侯们乱哄哄地一阵奔忙,褒姒不禁粲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褒姒表示不满,并把周的亡国归咎于褒姒。《诗经·大雅·瞻卬》中“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的诗句即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
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土地,使得民怨更深。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都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皇父在东部另建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避祸。
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的方法来博取美人的欢心。幽王这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来了灭国之灾。申后为申侯的女儿,申后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回舅家——申国避难。幽王十年(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于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幽王被杀,而褒姒则被犬戎虏获而去。在周被攻以至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是“烽火戏诸侯”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已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因此诸侯才敢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
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较为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即位,是为平王。西周京畿所在的镐京,由于犬戎破坏,已残败不堪,平王即位后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在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人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正式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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